在能源圈，有这样一个共识：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最恶劣的三个国家。

刘朝全，现任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副院长，他之前的职务，是中石油伊朗公司总会计师兼北阿扎德甘（以下简称“北阿”）项目的常务副总经理，他总结说，“跟伊朗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在别扭中做生意”。

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进入问题。

从1979年始，伊朗先后被西方国家制裁了近40年，伊核问题更是让伊朗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

1996年，美国通过《达马托法》，对在伊朗和利比亚油气领域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以上的行为人实施惩罚。2003年，伊朗宣布发现铀矿并建设铀浓缩设施，美国以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资助伊拉克境内反美武装和“支持恐怖主义”等理由，对伊朗追加制裁，与伊朗革命卫队或某些伊朗银行有往来的外国银行也将受到制裁。

因此，受美国所谓“长臂管辖权”震慑，国际国内大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介入伊朗的项目。

其次，合同的签署及执行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用刘朝全的话说，就是“折腾”。

任何在伊朗的石油项目合作都是回购合同（EPC）形式，即由中方带人、带技术、带资金为伊朗做石油开发的钻井、地面建设，待项目建设完成，试采28天满足合同规定的条件后，移交给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伊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给中方固定收益报酬。

这种合同，可以用五个“一定”来概括：以一定的投资上限，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实现一定的产量，并稳产若干年，给予合同者一定的收益率上限。

但是，按照刘朝全的说法，五个“一定”其实是五个“不一定”，处处都是“坑”。采办、招标审批复杂严苛，加之征地、清雷、环保许可、长名单、短名单、标书、评标标准、评标结果、授标、清关等，几乎一切环节都会延误工期。

而刘朝全的经验，除了“死磕”、“硬抗”之外，还有慧眼识别商务合同中的其他隐形坑。

比如，在某次项目中，他的团队曾发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合同中以月利率充年利率，把这种隐形漏洞告知其他项目的国际公司后，大家无不惊出一身冷汗，最终联手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提出要求予以纠正。

国际社会一直在倡导用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在刘朝全看来，这只是降低了石油作为交通燃料的增长，其作为化工原料的需求将持续存在且不断加大。在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较高的背景下，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石油储量居世界前列的伊朗肯定也会是民营资本试图掘金的地方。

他的建议是，油田项目牵涉资金庞大，工期长，尤其是对于有兴趣在伊朗投资的民营企业，更要确保资金到位、技术和商务谈判能力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