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朝全博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现为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九三学社社员；2010年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曾任西南石油学院管理专业讲师；中油国际委内瑞拉公司计划部经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战略部副主任、计划部副主任；中国石油伊朗公司总会计师、兼北阿扎德甘项目常务副总经理，中国石油中东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在油气领域工作三十多年，并先后在委内瑞拉、伊朗和阿联酋工作十二年。

    对海上田投资与操作费测算研究，油气田投资计划预算与成本控制，项目经济评价，公司收购并购，公司资本运作，国际油气合作战略与策略，项目管理等领域具有较丰富经验。现从事海外投资环境、发展战略、油气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文 |    刘朝全，李程远

伊朗油气资源丰富，剩余可采储量巨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国家，与中国有较多的战略契合点。2015年7月，伊核协议签署，国际社会针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得以解除。

此后，伊朗油气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伊朗自身开足马力进行油气生产；二是推出新伊朗石油合同（New Iran Petroleum Contracts，IPC），对实施了20多年的回购合同进行改良；三是拿出70个油气勘探开发区块进行招标，伊朗本土公司和国际公司都可以投标，引发国际石油公司的高度关注。

在伊朗石油合同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中国油气公司正处于伊朗业务的发展战略节点上。全面回顾和审视在伊朗的项目执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投资伊朗项目的评价及风险管理的科学认识及管理体系，是保障未来投资成功的前提。

目前，伊朗的油气项目国际合作存在六大挑战：管理人才奇缺、财税环境不成熟、伊朗承担项目配套的外围工程推进困难重重、超工期责任划分机制不健全、向国际公司偿付的条件苛刻、项目资金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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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油气行业的长久疏离，导致伊朗缺乏国际油气合作管理人才

现状从历史走来。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1994年，伊朗中断了油气国际合作；从1994年到2016年，伊朗以回购合同模式对外合作难言成功，伊朗油气合作在非常局限、封闭的环境下进行。因此，伊朗在过去的38年中没有培养出所需管理人才。在伊朗，熟悉1979年以前的国际油气合作的管理人才已基本退休，现在岗位上绝大部分是197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他们对产品分成合同、矿费制、公司制合同等合作模式缺乏一线实践经验，仅凭回购合同执行经验形成管理体系和惯性思维开展工作，将影响未来新伊朗石油合同的实施。

因此，在签署新的合同之前，应明确合同审批、与国家石油公司合作界面、报批程序、责任确定程序等事项，避免过于宽泛的描述，使之具有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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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不稳定，财税环境不成熟，给国际石油公司带来潜在的税务风险

投资者在伊朗面临的主要税费是公司所得税及服务类合同社会保险税费，涉及的其他税费包括员工个人所得税、个税社保费、增值税、对外付款代扣代缴税等。回购合同虽在伊朗执行多年，但相应的会计核算方法、纳税申报方案、回收款涉税问题等并无明确的指导意见。2009年8月，伊朗开始实施增值税，税率设定为3%，后来逐步调增，目前已经达到9%，导致国际石油公司的税务成本不断攀升。

回购合同项目建成移交以后，投资者将开始回收所发生的石油成本及报酬费，并由此产生收入、所得税及增值税。在伊朗，投资者通常以外国公司分公司的形式存在，对于外国分公司是属于伊朗公司还是外国公司，这个最基本的税务居民身份认定问题，伊朗税务机关都不能明确，直接导致投资者在伊朗纳税申报义务、所得税确定方法等方面无所适从，并为税务部门税务审计裁定留出了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回收款是否需要代扣代缴所得税、是否需要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收取回收款对应的增值税以及税基构成等，目前也无明确办法。另外，税务涉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财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两者在有关事项上的协调及效果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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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合作中，简单的配套建设由伊方完成，但进度十分缓慢

伊朗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伊方将合同项目的简单配套建设留给自己，但常常受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影响，配套部分进展十分缓慢。承包商在完成自身合同义务后，无法进行项目试运和生产测试，导致项目无法完成移交，无法启动投资回收。例如，回购合同给予开发项目承包商的任务是将油气输到交油点、交气点，而连接交油点、交气点的长输管线、港口、码头等建设任务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承担。由于伊朗当地优质服务商资源不足、受宗教社区影响、征地困难及伊方资金不足等原因，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按时完成自身工作的情形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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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工期的责任划分机制缺失，形成合同重大再谈判事项

在伊朗签署的回购合同中，鲜有不超工期的项目，超期时间短则2年，长则4年。一些国际闻名的公司，在伊拉克、土库曼斯坦、苏丹可以快速优质地建成整装大油田，但在伊朗的建设速度就是快不起来，即使以项目进度控制和管理著名的日本公司、欧洲公司也不例外。据伍德麦肯兹统计，伊朗回购合同实际建设期一般为合同约定的1.7倍左右。当工程延期发生时，如果是投资者责任，将损失延期期间的管理及银行利息；如果责任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方，投资者则不损失管理费及银行利息。要实施延期惩罚机制，首先必须确认延期责任划分。遗憾的是，在回购合同中，这一机制是完全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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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国际石油公司的偿付方式苛刻，且无任何保证

目前，伊朗向国际石油公司的偿付主要是执行现行回购合同，新伊朗石油合同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产量。在项目建成移交后，回购合同一般规定有两种偿付方式：一是伊朗以现金方式向承包商偿付本金、利息、报酬；二是实物偿付，承包商以应得收入购买伊朗原油，按官价结算。承包商一般希望以现金偿付，较为简便，但伊朗方面倾向于后者，这为承包商增加了很大工作量。先要从伊方购买原油（伊朗主要有Iran Light、Lavan两种轻质原油，以及Iran Heavy重质原油。前两种轻质原油数量很少，伊朗卖给承包商的主要是重质油），然后再转卖。伊朗重质油市场开拓、下游炼厂技术、设备配套等都与最终实现油价相关。如果承包商是中小公司，不具备油品贸易能力或自行炼制消化的能力，其提油后可能由于贴水销售立即产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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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进出国境存在严重障碍，形势严峻

资金是项目的血液。在伊核协议签署前，资金进出伊朗曾经十分困难。1995年，美国参议员达马托提出对伊朗、利比亚进行制裁的法案：凡是在伊朗、利比亚能源领域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美国法人或自然人，都将受到美国的制裁。该法案称为“达马托法案”，又称为“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Libya Sanction Act，ILSA）。加上美国司法中有“长臂管辖权”（Long Arm's Jurisdiction），即使不是美国法人或自然人，只要其所属国家与美国有最低联系（Minimum Contacts），则视同美国自然人、法人进行追责。美国还对进出伊朗的美元资金，通过SWIFT系统严格监控，一旦怀疑与伊朗有关系，不管金额大小，立即冻结。资金不畅严重阻碍着在伊朗项目的运行。

在伊核协议签署后，表面上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有所放松，实际上在美国有业务或者重大利益的国际银行对涉及伊朗的付款控制更加严格。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一再对伊核协议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伊朗核野心的保护。因此，目前伊朗局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有可能发生制裁升级甚至更为严重的危机，这将对在伊朗进行油气项目投资构成重大威胁。

丰富的油气资源、新伊朗石油合同下的新机遇、伊核协议的签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使伊朗油气投资极具吸引力。然而，伊朗对外油气合作存在的以上个重大问题，如果在新伊朗石油合同阶段不能得到很好解决，那么将对项目的建设和回收带来很大的影响，将给承包商带来严重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么是伊朗有能力改善，要么是承包商有很强的实力。总之，对当前伊朗油气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应持过于乐观的态度。

来源：摘自:《伊朗油气投资环境分析》2017年第10期，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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